大抬称。别人一看都愣了，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只有我心里清楚，但干着急，没有办法。牛军长一进来就吩咐几个匪兵把余县长推倒在地，拿出绳子二话不说就把她捆了个四马倒攒蹄。然后用杠子穿了，两个匪兵扛着，吊在大抬称下面。他指着称杆拍拍余县长光溜溜的屁股，又拍拍马处长的肩膀嘿嘿地笑，马处长不自然地点点头，用笔记下了一个数字，把小本装进兜里走了。他们都出去后，我赶紧把早上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大姐和余县长，姐妹们听后都哭了，余县长一言不发，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

    那天过后，马处长和他的人忽然就都不见了。匪徒们明显加强了对余县长的看管，除拉出去供他们发泄兽欲之外，总是把她手脚都捆起来，使她根本无法动弹。而且不论白天黑夜，总有一个匪兵在身边看守。过了没几天，外面忽然吵吵嚷嚷兴起了工程，让人意外的是，我们居然听到了汽车的声音。从匪徒们零星的议论中，听出来他们好像是在修飞机场。我们的心都开始越来越沉重，看来牛军长真的要投奔台湾情报系统了，余县长将是第一个牺牲品。而我们谁也不知道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大概过了十几天时间，天空中真的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飞机声。飞机运来了大批的物资，在原有的茅草营房旁边开始建造一些新的木板铁皮房。

    不久后的一天早上，又飞来一架飞机。它并没有象以往一样卸完货就飞走，而是在机场上整整停了一上午。快到午饭时间，一大群穿军装的男人来到了我们的牢房。我一眼就看见了曾随马处长来过的姓胡的特务。他们一进屋就直奔余县长。我们大家一看，心里一紧，知道分手的日子到了，一起忍不住痛哭起来。几个匪兵把余县长拉出来按在地上，解开捆住她手脚的绳索，换了两副锃亮的铐子，分别铐住她的手脚。又将她的手脚都拉到身后，将两副铐子锁在一起，将她铐成四马倒攒蹄状，然后又用两条绿色的绳索在她上身和下身紧紧绑了几道，将她绑的象粽子一样。他们用黑布蒙住她的眼睛，用一条毛巾塞住她的嘴，还用一条带子紧紧勒住。接着抬来一个高、宽不到二尺、长约一公尺，用拇指粗细的铁杠制成的铁笼子，打开盖子将赤身裸体被捆的死死的余县长塞了进去。那笼子里几乎容不下余县长的身子，他们勉强盖上了盖子，用一把拳头大的铁锁锁死，抬了出去。不一会儿，飞机起飞了。听着飞机渐渐远去的声音，我们牢房里所有的人一起放声大哭，为余县长，也为自己未知的命运。

    余县长被弄走后，外面的工程越来越紧锣密鼓，时间不长，在我们牢房后面就盖起了一排钢架木墙的房子。飞机送来了一群穿深灰制服的人，还昼夜不停地运送各种物资和设备。后面房子的门窗总是关的紧紧的，除了新来的那批人，其他人谁也不许进去。过了几天，从新房子的尽头传来嗡嗡的机器声，整个营区里居然通了电。我们在牢房里都能听见后面那排神秘的房子里的设备通电运转的声音。随着营区的变化，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越来越沉重，不知道匪徒们在搞什么名堂，也不知道落在自己头上的将会是什么命运。

    一天下午，我们都在牢房里，赤身裸体昏昏沉沉地躺在地上，想着各自的心事。这是晚上被拉去供匪兵们泄欲前难得的一点平静。忽然门外传来大群人的脚步声，我们都是一惊，纷纷靠墙坐起身来。门开了，进来的是郑天雄，他后面跟着的居然是那个姓陈的家伙和一大帮穿灰制服的人。大家心里都忐忑不安起来，眼中都露出惊恐的神色，不知有谁又要厄运当头了。郑天雄扫了整个牢房一遍，目光停留在离他最近的大姐身上。他看了姓陈的一眼，踢着大姐光溜溜的身子说：“就是她，肖碧影。”姓陈的点点头，使个眼色，从他身后上来两个人，翻过大姐赤条条的身子，拉过她被铐在身后的手臂，将一个刻了字的铁圈卡在她的手腕上。一个人端着相机凑到前边，“啪”地给一丝不挂的大姐拍了一张正面照片，然后拿出一个本子记了点什么。挨着大姐坐着的是吴夫人，郑天雄托起她的下巴对姓陈的说：“这位是程家大小姐，吴太太。”姓陈的“哦”了一声，蹲下身子，从郑天雄手里接过吴夫人的下巴，盯着她的脸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又托起她的ru房捏了捏。吴夫人浑身发抖，不知他们要干什么。姓陈的看过放了手，两个灰衣人过来，照样把她的身子翻过来，手腕套上铁圈，赤裸着身体拍了照片，并在本子上作了记录。他们大概用了半个多小时，把我们每个人都核对了一遍，带上标志，拍照记录。然后他们带了肖大姐、吴夫人和孟军医走了。他们走后，我偷偷看了小许手腕上的铁环，上面就是一个号码，不知什么意思，大家都忐忑不安起来，他们到底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