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案件事主的猜疑恐惧，长杭府提前发出公告允许百姓旁听。

    便有消息灵通的人士打听到“内.幕”，于是，到了案件审理这日，出现在红杈子外的旁听人员只有少部分是身着短衫的市井百姓，而多数都是穿长衫子的士人，有便服的官员，也有着襕衫的儒士和学子，还有一部分戴帷帽的官家女眷。

    长杭府的审案地点在京府左司法庭，是专门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庭——最先是大理寺修建的专门用于公开审案的公堂，庭内设法官席、原告席、被告席的旁听席，并有扩音设置，即使坐在旁听席的最后面也能听得清楚，后来朝廷下令上府、上州都要设立这样的法庭。京府的民事法庭有旁听席位三百八十八座，长杭府将最中间的一百三十座安排给了交流会的学者。

    这群明显异于宋人的外国学者引起了左右旁听席的注目，一些儒者和官员则认出了名可秀、贾选、范浚这些重量级人物，交头接耳传递着情报，那些不知晓内情的普通百姓则显得局促不安，不知道怎会有这么多贵人来这桩案子，竟还有外国人？尤其原告和被告的家属，不由得背上冒汗，惶恐不安。

    随着一声肃穆的“开庭——”，法庭安静下来。

    司录参军朱熹是这桩案子的主审法官。

    原告和被告各居其位。

    朱熹先简要说明了“适逢中西方法学者交流会在京召开，各国法学者因交流需要，旁听案件，不得干涉案件审理和判决”，便进入审案程序，由原告讼师代表原告陈诉状纸。

    案情是这样的——

    吴重五家贫，入城签了南洋雇工契约，去金洲挖矿，妻子病逝的时候，吴重五未归家，留有一女阿吴，年十六，被同村的吴千二以半贯钱为聘资娶为妻。一年后，吴千二以三贯钱将阿吴卖给翁家村翁七七之子翁十三为妻。

    半年后，吴重九从南洋回来了，与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工友李六——他在金洲挖矿时将女儿许给了李六之子李三九。得知女儿已嫁了两嫁，吴重九很生气，认为没有他的同意婚约无效，便去翁家将阿吴领了回来，由李六带回海盐县与其子李三九成亲。

    翁七七不服，告吴重九“夺人媳”。

    富春县衙一审二审都判决阿吴与翁十三未和离，应归回翁家。

    吴重九和李六不服县衙判决，聘请讼师告到长杭府。

    案情并不复杂，在庭审前一日，交流会已经向各国法学者翻译陈述了案情——法庭上是不可能当庭翻译的。当日开庭，朱熹只是听取了原告和被告双方的陈述，并就案情做了详细询问，判决留在第二日。

    上午庭审结束，下午法学者们便在枫桂园讨论。

    拜占庭的法学教授加图·赫拉克勒斯首先道：“作为婚姻案件的主体，应该是夫妻双方，而此案的原告和被告却是夫妻双方的父亲，显然华夏的婚姻法实行的还是家父权。”

    “家父权”即“父权”，在古罗马帝国的家庭中，家父是被法律承认的私法上的唯一主体，虽然家子具有自由身份，也是自由人，在未成年之前，他是家父权的附属者，不拥有个人财产和法律诉讼权。

    虽然作为自由人的家子们一旦成年，就拥有完全的公法上的能力，也能够担任国家的最高职务，比如执政官、监察官、裁判官等，但是到达适婚期的家子家女们若要缔结合法婚姻，仍需要征得家父的同意。